6月15日上午，由院培训办、社会学法学所/城市发展所举办的经济社会学高级研修班在中层干部会议室举行，院副巡视员、研究员方向新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起源发展”的学术讲座。讲座由院培训办副主任罗黎平博士主持，社会学法学所/城市发展所所长童中贤、经济所副所长刘险峰、系统所副所长谢谨岚、国际所副所长刘新荣，社会学法学所、城市发展所全体人员及相关科研人员30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开办经济社会学高级研修班，旨在推动我院科研向综合性、交叉性方向发展。经济社会学作为一门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缘性学科，近些年来在我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理论已成为社会学的前沿领域，理性选择、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概念也已走入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为此，方向新研究员从五个方面对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演变作了简明概要而又不乏生动的阐述：一、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二、经济社会学的定义；、三古典经济社会学思想；四、经济社会学学科的产生；五、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

方向新研究员认为，经济社会学既是一门有用的学科，也是一门难学的学科。他认为，所谓有用，一是体现在经济生活的普遍性，二是经济生活需要社会学的介入。所谓难学，也体现在两方面：一要具备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包括对经济现象、经济问题以及经济领域的各种要素和结构的了解，还包括各种经济学知识；二要具备社会学的理论功底，包括社会学基础知识和具备社会学“视野”。在论及难学时，方向新指出：“社会学是一个海，经济学是一个海，一个人能在一个海中游泳已属不易，要想在两个海中游泳是难上加难。”

方向新研究员指出，经济社会学作为经济学与社会学互动的产物，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没有明显的界限，在社会学起源的19世纪及以前的历史，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第二阶段：对立状态出现，20世纪初叶开始，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分化突出；第三阶段：跨越边界的行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通过对这两门学科三个阶段的互动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学必须也可能关注经济问题；社会学可以弥补经济学研究的不足；经济社会学不是那些不甘心“剩余物”研究的社会学家，为改善自己的学术命运而建构出来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是拒绝将经济学视为统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经济学家首先倡导的。

对于经济社会学的定义，方向新列举了国外几种经典性定义和中国学者的定义，其中经典性定义包括斯梅尔瑟、富永健一、斯廷施凯姆、斯威德伯格等学者的定义。中国学者的定义可归纳为三种：一是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二是研究经济现象（经济问题），但要用社会学方法；三是既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关于古典经济社会学思想，方向新重点介绍了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涂尔干）、马克思·韦伯、齐美尔（西美尔）及其他几个值得一提人物如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特、帕累托等人的思想。关于经济社会学学科的产生，方向新指出，20世纪50、60年代，经济社会学基本形成学科体系；进入70年代后，经济社会学进入正规建设化阶段。

方向新在比较新旧经济社会学差异的基础上，论述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并指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网络研究。对新经济社会学来说，社会网络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方法，而且也是一种具体的理论框架，借助于“网络”这个概念可以说明经济生活的社会本质；2）组织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完成了对传统组织理论的扬弃，增强了组织理论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力。3）文化研究。认为在经济行为嵌入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的同时，社会网络本身又受到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新经济社会学也具有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活动者本身首先是一个社会人，他的行动也首先是一种社会行动。经济行动者是理性的，但决不是原子化的个人。2）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经济行动是受社会所限定的，它嵌入于持续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强调通过个人、群体的具体互动关系来分析经济生活。3）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在经济制度开始形成的早期阶段，网络可能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一旦具体的发展被“锁定”以后，网络的意义就下降了。

罗黎平博士对方向新研究员的报告进行了简短的点评，他认为，方向新研究员的讲座内容丰富，讲述生动，给人有茅塞顿开之感。经济社会学确实是一门值得大家弄懂的学科，对于我们深入分析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生活等都是大有裨益的。大家也一致认为，听了方向新研究员的讲座，获益匪浅，并就今后开展讲座的方式提了一些建议。（李海兵）